钱弘倧被逼退位这场大戏，表面看是胡进思带着兵硬闯宫门把王座上还没坐热乎的钱弘倧给拉了下来，但往深里琢磨，根子恐怕还得从他哥哥钱弘佐临终前那番话开始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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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弘佐这个人，当大王是没得说，年纪轻轻就把吴越这艘船在风雨里撑得稳稳的，可他心里头那根弦，绷得实在太紧了，他爹钱元瓘走得突然，死前身边就胡进思一个大臣，这场面给年轻的钱弘佐心里砸下了个大疙瘩：身边人，有一个算一个，谁都不能全信，连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因为手里有兵权，都得防着一手。

这种如履薄冰的日子过了六年，他学会了用程昭悦这样的人，也习惯了把所有猜疑和压力都自己扛着，他护着弟弟们，尤其是钱弘倧和钱弘俶，恨不得把他们罩在琉璃罩子里，不让他们沾半点权谋的脏水和血腥味，他觉得这是当哥哥的好意，是履行对父亲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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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问题就出在这儿，钱弘倧跟在他身边，学到的不是如何运筹帷幄、平衡朝局，而是模模糊糊感受到了那种“无人可信”的孤立感，还有哥哥偶尔流露出的、对胡进思那种老臣既用又防的复杂态度，钱弘佐像棵大树，把风雨全挡住了，却没告诉树下的弟弟，这风雨到底从哪儿来，有多大劲儿，所以钱弘倧眼里，治国似乎就是哥哥那样，威严，深沉，说一不二，至于这背后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体会不深。

等到钱弘佐病重，那句“祖宗打下的基业孤如何敢交到你的手上”冲口而出时，它就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子，扎扎实实地捅进了钱弘倧的心窝子，这话太重了，它不仅仅是否定，更像是一种彻底的失望，来自他最敬仰、最想成为的哥哥，这一下，钱弘倧的心魔就种下了，他登基后，那股急于证明自己的劲儿，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对抗哥哥这句遗言，他想向所有人，尤其是向那个已经不在了的哥哥证明：你看，我能行，我能做得比你想的更好。

可治国光有急切证明自己的心，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大忌，钱弘倧缺的是对现实复杂性的清醒认知，他看胡进思，就觉得这是个仗着资历老、处处跟我作对的跋扈老臣，哥哥当年能镇住他，疏远他却又用他，那我凭什么不能？可他没看明白，或者说哥哥根本没来得及教会他，胡进思这样的三朝元老，他跋扈的资本是什么，他的诉求又是什么，胡进思要面子，要尊重，要在他认可的“规矩”里行使他的权力，他未必真想造反，某种程度上，他甚至觉得自己是在维护吴越国的稳定和钱氏王权的体面。

但钱弘倧的处理方式，恰恰在一点一点踩碎胡进思看重的这些东西，托孤名单没有胡进思，这已经让老胡心里结了老大一个疙瘩，觉得新王不尊重他这把老骨头，登基后商量事儿，胡进思从国库艰难的角度反对滥赏，话虽硬，理却不糙，连元德昭、钱弘俶都觉得有道理，可钱弘倧听不进去，他觉得这是胡进思在故意挑战自己的权威，给自己难堪，身边真正为他好、为吴越好的臣子和弟弟（比如钱弘俶）的劝谏，他嫌逆耳，觉得他们是不是也瞧不起自己，是不是还活在哥哥的影子里，反倒是何承训那种揣摩上意、专挑他爱听的话说的小人，得到了他的信任。

这就埋下了最大的祸根，何承训不断煽风点火，把胡进思的每一次正常进谏甚至沉默，都解读为包藏祸心、目无君上，钱弘倧在心魔和谗言的双重驱动下，对胡进思的观感越来越偏激，到了中秋功臣宴上，那一步彻底走错了，他不去谈国事，不去立君威，反而用胡进思早年的屠夫出身当众羞辱他，这已经超出了政见分歧，变成了人格上的践踏，胡进思那番回话，听着是顶撞，实则满是悲愤和一种“老子当年辛苦创业的时候你在哪儿”的委屈，他在提醒钱弘倧，没有他们这帮老臣过去的流血拼命，就没有你今天坐的这个位置。

即便如此，钱弘倧依然没有真正下定决心，以雷霆手段解决胡进思的问题，他反复摇摆，听了何承训的话想杀，事到临头又犹豫，这种“首鼠两端”的表现，恰恰印证了钱弘佐当年的担忧，更重要的是，它把胡进思逼到了绝境：一个既看不起自己、不信任自己，又优柔寡断、可能随时会听信小人谗言要自己命的君王，还能效忠吗？当胡进思感到生命危险不再只是猜测，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时，他为了自保，只能选择先下手为强，他的反，是步步紧逼下的绝地求生。

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谁才是钱弘倧被逼退位的罪魁祸首？很难说是某一个人，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悲剧链，钱弘佐留下了沉重的政治遗产和一句伤害性极强的遗言，点燃了钱弘倧的心魔；钱弘倧自身性格和能力不足以驾驭复杂的局面，又亲小人、远贤臣，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胡进思固然有权臣的傲慢和私心，但他的反叛，很大程度上是被一种“不被尊重、反遭羞辱、性命堪忧”的恐惧给逼出来的；而何承训这样的小人，则在其中起到了疯狂催化、火上浇油的作用。

钱弘俶最后能即位，恰恰是因为他跳出了这个恶性循环，他有过离开哥哥庇护、独自出使中原的经历，见识过更广阔的世界和更复杂的博弈，因此比钱弘倧更清醒，也更懂得分寸和妥协，他能看到胡进思的用处和隐患，也更能体会哥哥当年的不易，他的上位，可以说是这个陷入死结的局面中，一个不得已、但或许对吴越国更稳妥的选择。

发布于：广东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