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z:field.toptypename/}

自夏商周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殡葬逐渐从维系氏族血缘的精神仪式，转变为彰显社会等级、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载体。从墓地制度的分化到棺椁规格的差异，从随葬品的多寡到礼仪程序的繁简，先秦殡葬制度的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严格的礼制规范，形成了 “尊卑有别、贵贱有等” 的殡葬秩序，成为当时社会等级制度的缩影。

先秦殡葬的等级分化，首先体现在墓地制度上。夏商时期，氏族公共墓地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 “族坟墓” 制度，分为 “公墓” 与 “邦墓” 两类。“公墓” 是王室、诸侯国君的专用墓地，由 “冢人” 掌管，事先规划兆域，按宗法等级排列墓位，《周礼・春官・冢人》记载：“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安阳殷墟西北岗的商王陵区是典型的公墓，10 座大墓排列有序，周围分布着大量陪葬墓与殉葬坑，墓主人多为商王及王室成员；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则是西周时期的公墓代表，19 座晋侯及夫人墓分为南北三排，两两并列，每组大墓旁都有车马坑，体现了诸侯级别的殡葬规格。“邦墓” 则是贵族、平民的公共墓地，由 “墓大夫” 管理，按族属分区埋葬，如陕西宝鸡斗鸡台墓地的 36 座西周墓，分为若干组，每组墓葬的葬制、葬俗一致，反映了同一大家族的血缘关系与等级差异。

展开剩余64%

棺椁制度是先秦殡葬等级的核心标识之一。棺椁作为 “事死如生” 观念的物质体现，其层数、材质与规格严格对应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址已出现一棺两椁的 “重椁” 制度，如山东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棺椁之外还有木制边厢，随葬品丰富；夏商时期，棺椁制度进一步完善，商代贵族墓多有棺椁，且对葬具进行精心装饰，殷墟妇好墓的棺椁由原木制成，棺盖上有多层黑红相间的漆皮，外裹粗麻布与薄绢；西周时期，棺椁制度愈发规整明晰，《礼记・檀弓上》载 “天子之棺四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郑玄为其作注进一步明确层级差异：“天子棺四重，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山西晋侯墓地的晋侯墓多为一椁二棺，夫人墓多为一椁一棺，而平民墓则多无椁，仅以棺殓尸，甚至有的无棺，直接埋于土中。

随葬品的种类、数量与质量，是先秦殡葬等级最直观的体现。新石器时代晚期，随葬品的差异已初现端倪，山西陶寺遗址的大型墓随葬玉器、彩绘陶器，小型墓则一无所有；夏商时期，青铜礼器成为等级标识的核心，商代贵族墓以青铜鼎、爵、觚等为主要随葬品，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礼器 210 件，其中鼎类 40 件，体现了王后的尊贵地位；西周时期，用鼎制度正式确立，《礼记》记载 “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考古发现的上村岭虢国墓地中，虢太子墓随葬 7 鼎，大夫墓随葬 5 鼎，士墓随葬 3 鼎或 1 鼎，严格遵循礼制规范。除青铜礼器外，乐器、车马器的使用也有严格等级，《周礼・春官・小胥》规定：“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即天子四面悬挂钟磬，诸侯三面，卿大夫两面，士一面，这种等级差异在考古发现的西周贵族墓中屡有印证。

殡葬礼仪的繁简也是等级分化的重要表现。《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身份越尊贵，殡期与葬期越长。在饭含仪式中，天子用九贝，诸侯用七贝，大夫用五贝，士用三贝；敛衣的数量也有严格规定，国君大敛用衣百称，大夫五十称，士三十称。此外，殉葬制度的等级差异更为显著，《墨子・节葬下》记载：“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殷墟商王墓的殉人多达数百，而平民墓则无殉人，这种差异赤裸裸地反映了阶级对立。

先秦殡葬制度的礼制演变，本质上是社会等级制度在死亡世界的延伸。从墓地规划到棺椁规格，从随葬品配置到礼仪程序，每一项规范都在强化 “尊卑有序” 的社会秩序，将现实中的阶级关系复制到幽冥世界。这种礼制化的殡葬制度，不仅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更将 “礼” 的观念深植于社会文化之中，对后世中国殡葬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华文明礼制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石材那些事儿” 欢迎关注。”

发布于：山东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