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籍之多，棋布星罗。而古籍中存在的毁损、淆乱骄慢之复杂，难以刻画。戴震以《永乐大典》所引《水经注》校对近刻本，发现近刻本罅漏者2128字，妄增者1448字，臆改者3715字。近东说念主章钰以宋本及他本《资治通鉴》校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得胡刻本脱、误、衍、倒四者盖在万字以上，其中脱文2520余字，联系史实尤大。笔者在锻真金不怕火旧书毁损淆乱骄慢的基础上，寻究出下列原因。

一、天灾兵燹

《隋书·牛弘传》纪录，隋文帝开皇初，布告监牛弘上书建言广开献书之路时，曾列举从秦朝到晋、宋，竹素因当然侵害和干戈要素而碰到的五次灾厄：“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典籍，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于是鸿生巨儒，继踵而集，怀经负帙，不远斯至。……及孝献移都，吏民侵犯，典籍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布告、表里三阁，遣布告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好意思其硃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属刘、石凭陵，京华消除，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晋、宋之际，学艺为多，王人、梁之间，经史弥盛。……及侯景渡江，破损梁室，秘省经书，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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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典籍，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这些厄难，使文件典籍大部分毁失，残留的一些亦凌乱不胜，不经整理，难以殁。

二、政事使然

古代统领者为了政权的自若，罢了公论，障东说念主耳目，常常从文件开始，大力禁毁。如秦始皇听信李斯敢言，欲堵儒生之口，焚典坑儒。焚余之儒经狼籍，酿成今古文篇章笔墨的极大互异，导致学术界持久难息的今古文之争。

唐、五代典籍除毁于战火外，还有格外一部分毁于禁令。《唐律疏议》卷九《职志》中明确章程：“诸玄象、器物、天文、典籍、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宋代太宗、真宗曾经接踵下禁书诏令，不容阅读和保藏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乾隆帝下诏编纂《四库全书》时，严令编纂官员对典籍崇拜审查，凡遇有“违碍”（对清统领者不利）之作，便大力焚毁或转换，致使数千种古籍修葺一新。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他们却不但扯后腿了旧书的花式，还修改了古东说念主的著述；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颇盛之处……障翳了历史的确切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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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期间，王巨擘严，文件典籍常常迫于政事压力被删改，不然著者可能招致灭门之灾。明太祖建国之初就大兴笔墨狱，如浙江府学磨真金不怕火林元亮替东说念主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北平府学履历赵伯宁替东说念主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句（“则”与“贼”同音），明太祖以为是骂他作念过贼，对著者一概正法。

清代对文件的禁毁更是超过前代，单是康熙年间就出现了庄廷鑨《明书》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方孝标《滇遊纪闻》案等。清翰林官徐骏在给雍正的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帝见了，随即把徐骏奉命。其后再派东说念主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遂妄生穿凿，说“清风”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犯了责备朝廷的罪，把人命也丢掉了。

三、护讳

陈垣先生在《史讳例如》中讲到：“民国当年，凡笔墨上不得直书现代君王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次序以避之，是之谓护讳。护讳为中国独有之习惯，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二千年。”

朝代不同，所避之字不同，条目宽严不同。以护讳之风最盛的宋为例，为避宋钦宗赵桓讳，有桓、恒、完、莞、纨、丸、院、皖、垣等四十九字不得用；为避宋高宗赵构的讳，竟有句、苟、垢、诟、购、够、姤等五十五字不可用！王利器在《杜集校文释例》四十三《清东说念主护讳改字》中说：“宋本卷十六《有感五首》之五‘胡灭东说念主还乱’，玉句草堂本作‘盗灭东说念主还乱’，此清东说念主护讳改字也。……宋本卷第七《八哀诗》之三《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胡骑忽纵横’，《全唐诗》胡骑改贼骑；……兼并胡字，狂妄改之，竟一为寇，一为贼，一为边也”。因为清朝统领者为少数民族，忌“胡”字，那时的文件贵府只得更换字眼。访佛的还有“明、虏、夷狄”等字。这样一改，既失原义，又失正本面孔，酿成众本笔墨上的互异。

护讳改字，UEDBETapp注册登录浩荡经史子集。改经的如唐石经中的“洩洩其羽，桑者洩洩兮，无然洩洩，是絏袢也，俾民忧洩”，洩本为泄，因唐太宗名字避世旁，因而改之。改史的如《后汉书·儒林传》“孔僖因读吴王夫差步地，废书叹曰：‘要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狗本应为虎，是后东说念主为避李渊祖父李虎的讳，转换孔氏之语。再如李白《送韩侍御之广德》诗“昔日绣衣何足荣，今宵贳酒与君倾。暂就东山赊月色，酣歌通宵送泉明。”泉明实质上是渊明，是为避李渊讳而改。

护讳这种中国“特产”给文件典籍带来的淆乱，主要表当今笔墨方面，酿成的浩大进度较其他原因为重。

四、作伪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中讲：“古东说念主好以己之著书假作他东说念主，今东说念主好以他东说念主之书假作我方。”作伪有三种成见，或是为了牟取利禄，或是为了敷陈我方的不雅点，或是借助古代名东说念主以举高自己、本派的身价。

作伪的方式有：1.伪造佚书。如汉成帝时张霸伪造“百二篇”，冒充《古文尚书》，藉此捞取利禄，被汉成帝用为博士。2.假托撰东说念主。如《本草》托之神农，《内经》托之黄帝，纬书多托名孔子，占卜书多托东方朔、郭璞，凭此举高身价，以期广为流传。3.死活继绝。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说：“明东说念主刻书有一种恶习，常常刻一书而死活继绝，节删易名。如唐刘肃《大唐新语》，冯梦桢刻本改为《唐世说新语》。”

梁启超在《旧书真伪过火年代》中对伪书的种类归纳为10条：1、沿途伪；2、一部分伪；3、本无其书而伪；4、曾有其书，因佚而伪；5、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6、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东说念主名伪；7、内容、书名不尽伪而东说念主名伪；8、盗袭割裂旧书而伪；9、伪后出伪；10、伪中益伪。

由此可见，作伪导致的不仅仅笔墨诞妄，更为严重的是整部书、整篇著述以及书名、作家名的浩大。张之洞曾讲：“一分真伪，而旧书去其半”，此说虽有些夸大，却也因事为制伪书给古籍带来的严重成果。

五、刻印、校点、谨慎致误

古籍在传抄、刻印、校点、谨慎经过中酿成的淆乱，波及面最广，情况也最为复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二、刻误。自唐代发明雕版印刷后，文件典籍流传的数量日益增大，同期竹素也运转大畛域商品化起来，出现以收获为成见的坊刻本。刻工或书贾的偷工减料，如删字句（以致章节），给古籍带来淆乱。如明代刻书习尚极不严谨，建阳刻书虽多但因校勘粗野，纸墨俱劣，在那时就受到念书东说念主的热烈月旦。朗瑛在《七修类稿》云：“我朝太浮浅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惜为建阳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刻，卷数量录交流，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东说念主不知……”清代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六经雅言图辨跋》中对明东说念主妄改乱刻旧书说过这样的话：“明东说念主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一火者也。”即响应了这一骄慢。

三、校误。由于校勘者气派不够严谨审慎或为水平所限，常常出现误校（如妄删、妄增、妄补和妄改）。王念孙在《读淮南子杂志书后》列举的“因字不习见而妄改”“不识假借之字而妄改”“不审文义而妄改”“改字以合韵而实非韵”等条；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列举的“妄改”“妄添”“妄乙”（校改时将不应乙正（意为勾正文句的倒误）的改错了，是为妄乙）以及“不谙元代用字而误” “不谙元代用语而误”“不谙元代名物轨制而错改原文”等条，皆为这方面的例证。顾炎武在《日知录》卷18“别字”条中说：“山东东说念主刻《金石录》，于李易安《后序》‘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吉’，不知‘壮月’之出于《尔雅》，而改为‘牡丹’。”清东说念主黄廷鉴在《第六弘溪文钞·校书说》中说：“妄改之病，唐宋当年苦守鉴戒，未闻有此；其端肇自明东说念主，而盛于启、祯之代。凡《汉魏丛书》以及《稗海》《说海》《阴事》中诸书，皆割裂分并，句删字易，无一好意思满，旧书面孔全失，此载籍之一大厄也。”陈垣先生诈欺元本及他本校补沈刻《元典章》，得裂缝多达一万三千余条。由此可见，校勘是一柄双刃剑：既不错砍掉诞妄的东西，也不错砍掉正确的东西；一方面可能改正了旧书的一些诞妄，另一方面又可能酿成新的以致是更大的讹误。

四、校点误。吕叔湘在《整理文件的第一关》中指出，“标点是整理古籍的第一关”。如矍铄句错了，文意势必难通。中华书局标点本《归田琐记》43页“食有脱粟饭，出无款段、马”。“段”、“马”二字旁标有专名号，中间加顿号，所以为二东说念主之姓，不知“款段”是刻画马逐渐而行的款式。再如中华书局1982年断句本《东京梦华录》72页“有酒肆在其侧。号和气酒。知名于京师”。酒肆岂肯号“和气酒”呢？于理欠亨。应作“有酒肆在其侧。号和气。酒知名于京师”。再如1934年期间典籍公司出书了刘大杰标点、林语堂考订的《袁中郎全集》，断句诞妄甚多，其中《广庄》篇几句的正确标点应是：“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饱读，借枯竹窍，借……”但该标点本却晚点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饱读借，枯竹窍借……”见笑于人，被鲁迅讥为“借得一塌胡涂”。

五、谨慎误。给古籍作注，成见是给时东说念主或其后者阅读调处提供便捷。有关词，正如清段玉裁所说：“著书难，注书尤难。”在谨慎经过中，由于著者自身的原因，不免出现意外而为的淆乱。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好念书，不求甚解”，这是脍炙东说念主口的名句，“不求甚解”是什么事理呢？《古文不雅止》三个版块有三种注法：一是“不外分寻求机要的讲解”；一是“不拘束穿凿，强利己解”；一是“只求了解书中精神”。孰是孰非，令读者没衷一是。又如《庄子·放肆遊》中：“王人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沉，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其中的“息”被多家谨慎为“休息，止息”，这是不适合的，正确的讲解应该是作“风”讲。另外，有些注疏者（尤其古东说念主）在援引别东说念主的谨慎时，省略署姓名，如《十三经注疏》同样出现的张氏、周氏、马氏等，他们到底是何许东说念主，令一般读者猜忌。这虽不手脚谨慎诞妄，事实上却给古籍酿成了淆乱。

酿成古籍毁损、淆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就条目咱们在阅读整理旧书的经过中具注重之心，对待旧书不可全信，也不可十足不信，对勘正古籍握审慎气派。（赵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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